刘增光：公天下的隐没与忠君的凸显——唐《孝经注疏》的批判性考

但是，评审委员会是专业性机构，其意见应当拘束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不可以修改审评委员会通过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一）代孕合法化的立场选择 社会政策的立场选择，不是精确的数量计算，而是痛苦的价值判断。还有委员认为，对于代孕不应一棍子打死，应改禁止代孕为规范代孕。

三是严格限制商业化代孕行为。（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26] 刘碧波：《代孕的立法与司法问题》，载《学术交流》2017年第7期。多份裁判文书显示，有代孕妈妈分娩后通过使用假身份证等方式，用他人信息登记产妇信息、更换《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生母姓名，从而将孩子户口登记到需求方名下。[15] 而在韩国，学界通说虽然否认代孕的法律效力，却无法回应现实中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增长的代孕需求。

例如，在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案中，贺建奎等人伪造伦理审查材料，招募男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多对夫妇实施基因编辑及辅助生殖，以冒名顶替、隐瞒真相的方式，由不知情的医生将基因编辑过的胚胎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移植入人体，致使2人怀孕，先后生下3名基因编辑婴儿。上户口后，客户再与假结婚的女子离婚。对于技术标准的制定要求、制定程序等也没有充分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就将这一问题交给了技术专家。

从时间过程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知识成为科学技术水准，达到技术水准，之后成为得到一般承认的技术规程。在日本，环境基准类似于我国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第三，技术规范说或技术法规说。该说认为，技术标准在性质上相当于法律规范，只不过是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规范。

准确地认识这一问题，也能为技术标准的制定和规范提供基础指引。在起草和审查中，不仅有科学性的问题，也有多方征求意见的民主性问题。

[12] 由此也可以看到，技术标准是一种行政基准，发挥着审查基准的作用，这是其共性所在。如果将技术标准定性为审查基准，且多表现为行政规则，又该如何解释技术标准具有强制性的问题呢？在我国，从强制性角度说，技术标准有强制性标准，也有推荐性标准。[16]松尾真紀子、湊隆幸、城山英明「食品安全の国際基準策定における『科学』と『科学以外の要素』の位置づけの再考」日本リスク研究学会誌25巻1号（2015年）11頁参照。技术标准正是在这一空间之下在风险行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技术标准的制定上，专业理性自然是主导因素，应当遵循科学原则，但同时也有社会可接受性等考虑因素。[4]第四，法律事实或证据说。[16]我国《食品安全法》第21条第1款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旧《标准化管理条例》（国务院1979年制定，1994年废止）第2条规定，技术标准是从事生产、建设工作以及商品流通的一种共同技术依据。

[9]恒川隆生「ドイツにおける専門的技術的基準と裁判上の統制密度」室井力先生還暦記念論集『現代行政法の理論』（法律文化社，1991年）112-113頁参照。举例而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规定了矮壮素在小麦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5mg/kg。

检查中获得的重要信息也应当有一定渠道反馈到技术标准的制定机关手中，以备将来修订技术标准需要。一般承认的技术标准概念在19世纪的德国立法已有采用。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条文解释》（国家技监局令第12号）第14条，1990年7月23日公布，2018年3月23日废止。有法律授权的技术标准，既有可能是强制性标准，也有可能是推荐性标准。该说认为，技术标准不是法律规范，而是行政机关为了判断一定事项而采用的规则。既然是行政行为，就不是附带性审查的问题。若能以一定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或可扬长避短。作者简介：王贵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其次，环境基准与总量规制之间也没有直接的联动关系。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排放的界限值，而只使用了有害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技术标准是一定技术成熟化的一种标志。没有法律的授权，则一定是推荐性标准。

而在确定风险的限度时，社会的接受度就成为问题，这时就必须承认要有某种利益衡量的决定和法的价值判断。1992年，日本最高法院就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作出的终审判决曾指出，之所以核规制法仅仅对核反应堆设置许可设定了抽象的许可标准（在防止灾害上不存在障碍），是因为核反应堆设置许可时的问题是极为复杂、高度专业技术性的事项，而且，相关的技术和知识还在不断进步、发展、变化之中，因而，如果用法律事前规定许可要件，且具体详细规定，就容易招致判断的僵化，并不适当。

这种技术标准应作为预先的专家鉴定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一般人因技术标准的施行而可能享受事实上的利益，对技术标准自身缺乏原告资格。[11]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的要求仍然存在，甚至被提至总则第2条第3款规定。[19]但在我国，国际标准或外国标准通常只有参考意义，不能成为直接适用的标准。

根据联邦污染防止法第5条的规定，一定设施的设置、操作要得到行政机关的许可。科学是发现新知，新知不断扩展并逐步成为共识，而技术则是科学、特别是科学共识的应用。

当然，作为主管部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并非不可以对审评委员会通过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审查，只是这种审查应当局限于过程性审查（审查安全标准的制定程序性事项，诸如审评委员会的组成、议事程序等），而不得代为判断。技术标准的性质和内容构成决定了行政机关应当以何种组织形式、遵循何种程序、考虑何种因素制定技术标准。

制定技术标准固然要遵循科学原则，但也要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等因素。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20条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有三个审查程序，首先由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初步审查，然后进入审评委员会专业分委员会会议审查，最后是审评委员会主任会议审议。

[9]由此，德国法上逐渐祛除了技术标准所带有的权威性，同时也明晰了技术标准的优势所在，大致将技术标准定位于得到授权的将法规范具体化的行政规则。为了防止被某些大企业或者某个行业垄断，为了防止偏私，而且鉴于国家标准本身就是一项监管措施，应当提高标准制定的透明度，给其他企业提供发表意见、作出评论的机会，也为各种利益的平衡提供可能。也就是说，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性是源于法律的规定。例如，《食品安全法》第28条第1款规定，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当……参照相关的国际标准。

安全标准通常是强制性标准。[25]有关风险行政的司法审查，可以围绕着技术标准展开，也可谓技术标准准据型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提升司法审查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司法审查的难度。

但是，评审委员会是专业性机构，其意见应当拘束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不可以修改审评委员会通过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政府修改有关二氧化氮的环境基准之后，有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修改的决定。

另一种做法是提示技术水准。立法者要求法律规制须与科技发展步伐一致，所采取的必须是最新科学知识认为必要的防止损害的防卫措施。